“你们好！来信收悉。长期以来，你们辛勤耕耘，致力教书育人，专心艺术创作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耄耋之年，你们初心不改，依然心系祖国接班人培养，特别是周令钊等同志年近百岁仍然对美育工作、美术事业发展不懈追求，殷殷之情令我十分感动。我谨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。”

2018年夏，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之际，习近平给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，被他“点名”表扬的周令钊，名字听上去并不被大众熟知，但关于他设计或参与设计的作品，却是每一名中国人熟知的——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到代表国家形象的庄严国徽，从少先队队旗、共青团团徽到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富强的第二套、第三套、第四套人民币……80余载创作生涯，他笔耕不辍，用手中妙笔，描绘出国家形象，展现民族荣光，被誉为中国艺术设计大师。

1919年5月2日，周令钊出生于平江，从小酷爱美术。抗战爆发，战火蔓延，怀着坚决抗日、誓死救亡的决心，周令钊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湖南抗敌画会，协同歌咏队、演剧队进行抗日宣传。1942年，周令钊加入柳州的抗敌演剧五队，并随演剧队赴缅甸慰问中国远征军。从昆明到缅甸，周令钊一路走一路写生创作，一幅幅中国军民抗战的作品，在前线流传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。

1948年，周令钊受徐悲鸿邀请，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，教授速写、水彩和广告设计等课程。

1949年，北平和平解放，许多会议都在中央美院礼堂举行，周令钊忙着参与布置会场，数次描绘毛主席像。当时，年仅30岁的周令钊是中央美院有名的“快手”——构思快、动手快，而且质量有保证。

距离开国大典大约20天，周令钊接到任务：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。

接到任务后，周令钊彻夜难眠，次日就带着助手、学生到天安门开始工作，夜以继日。后来，周令钊接受采访时说，创作的过程就是从艺术角度用心又用心，没有杂念。

1949年9月30日夜，一幅高6米、宽4.6米的作品完成了。画像上，毛主席头戴八角帽，身穿粗呢子制服，脸部稍稍上仰，洋溢着慈祥的微笑。

之后，周令钊的美术生涯多次与新中国发展历程结下不解之缘，先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、政协会徽、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等设计；主笔设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等。因此也获得了“国家形象”设计师的美誉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周令钊参与设计新版人民币。他到故宫、颐和园找灵感，临摹石雕、石刻、铜器上的花纹，又奔赴全国各地写生，研究云冈、敦煌石窟等处的图案……人人用得上的人民币，方寸间，洋溢着中华民族的气息，彰显着中华气派。

回顾他的代表作，一件一件都是他对祖国的无言告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张海报《复活》、五一游行队伍美术设计；50年代末，为人大会堂湖南厅设计《韶山》湘绣画屏；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（现国家博物馆）创作历史油画《五四运动》；为重建武汉黄鹤楼而创作的彩陶壁画；深圳“锦绣中华”的总体设计；北京饭店壁画《古都集翠》；设计《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》纪念邮票(1957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邮票》（第三组）(1959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》（第四组）（1959）、《壬戌年》狗年生肖(1982)、《中国历代名楼》(1987)等。周令钊心里，祖国山河，穷尽一生画不完。

在美术教育上，周令钊同样长期耕耘，诲人不倦，言传身教。他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、版画系副教授、壁画系教授、民族画室主任，直至离休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。

周令钊说过，我认为美术学习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。所以美术教学也应该走进社会，多接触社会，多接触人民。 2011年，周令钊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人生中第一次大展。展览之际，他向中国美术馆慷慨捐赠作品77件。

评价周令钊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，“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‘设计’了崭新的国家形象,使国家意志视觉化,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。”著名画家黄永玉说，“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,没有多少人知道,他从不张扬。如果换成有的人,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,都可以‘吹嘘’一辈子了。”

周令钊被誉为中国艺术设计大师。总结自己的艺术之路，周令钊说：“国家、人民养育了我一生，草木也会成为有用之材。在我这棵树上的年轮，有过曲折、有过艰辛，好在有坚强的生命力。对艺术的认真、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生的习惯。我还要为美化国家、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。”

2018年，当周令钊接到习近平的回信时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老人表示，自己作为新中国发展建设的参与者，美术教育事业和中央美术学院发展的见证者，深知美育对个人成长、对国家建设和未来发展特别重要，习总书记的回信令他对国家在新时代、新形势下推动美育充满信心。